瞪大眼睛

国际贸易战争已经打响了

卢麒元

鸦片战争是中国经历的第一次国际贸易战争。那是古典自由主义争取“自由”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战争。从此以后，中国始终处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国际贸易战争的压力当中。建国六十年里，中国曾经经历过全面的经济封锁。中国虽然加入了WTO，仍然受制于西方长长的“禁售商品名单”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从来不曾拥有真正的自由。

尤为严重的是，在有限的“国际贸易自由”中，中国因为不能掌握商品的定价权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。中国为了缓解沉重的就业压力，接受了所谓的“比较经济学理论”，通过对环境、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透支，通过大规模国民福利的国际转移，实现了国际贸易的空前增长。丧失主体性的“自由”，逐渐将中国导入被金融殖民的危险境地。

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。通过牺牲中国国民福利，形成的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，存在着极限性。这种极限性，在2008年达到历史的顶峰。所谓极限性：一方面，是中国国民无法长期忍受国民福利的被剥夺；另一方面，是世界各国无法忍受中国就业对国际就业带来的巨大冲击。国内外的经济问题，统统在强化并转化为政治问题。中国确实到了历史性的转折关头。

中国的管理层终于意识到中国商品价格竞争优势的局限性。中国终于开始重视产业升级问题了。但是，非常遗憾，中国的管理层受制于中国伪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理论。他们愚蠢地认为，商品价格上涨会自动地触发中国的产业升级。于是，他们接受了通过人民币升值，以及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，来实现产业升级的“学院逻辑”。在短短的一年当中，中国迅速出现企业倒闭潮。可怕的是，中国并没有如“赵括们”预期的那样，出现真正意义的产业升级。某电视台很有趣，竟然将企业由生产塑料打火机转变到生产金属打火机称为产业升级。

事实上，国际贸易的主动权，最终决定于商品的比较价格优势。在较长的历史周期中，商品的比较价格优势来源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。笔者将之概括为四大技术进步：科学技术进步；信息技术进步；管理技术进步；资本技术进步。中国的管理层曾经为中国的民营企业，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四大技术进步做过哪些基础性工作呢？相反，倒是不断地增加的制度成本，并将制度成本叠加到企业成本之中，成为中国制造业无法克服的成本因素。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源于三个牺牲：牺牲环境；牺牲资源；牺牲劳动力。当牺牲不可持续，技术又无法进步，企业倒闭潮能不到来吗？请不要一味地拿国际金融风暴说事，那只是一次契机而绝非原因。

历史反复证明，依赖于牺牲国民福利的做法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的正路。当然也难于持久。而这个问题正是中国管理层的死穴。中国现行制度非常不利于技术进步。道理非常简单，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才。在门阀政治盛行的中国，扼杀的恰恰就是人才。在中国，准血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，人才的地位远远不如奴才。即便是普通的商人都非常明白，没有商鞅变法式的制度变革，产业升级不过是痴人说梦。我们见识的现实是，基于权力的全面垄断升级，而绝对不是产业升级。

国际贸易的方式近三十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这种转变表达为三个方面：

首先，商品交易种类出现了巨大的转变。

国际贸易的商品种类包罗万象。其中，最为突出的是权益性资产的交易。特别是规模巨大的虚拟商品交易。

其次，商品交易方式出现了巨大的转变。

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不断创新。其中，最为突出的是非实物性的期权交易。期权交易已经主导了现货交易的价格。

最后，商品交易价格受制于汇率的变化。

国际贸易的商品价格受制于汇率的变动。其中，受汇率影响最为突出的是边际利润微薄的加工制造业。

鉴于国际贸易方式的转变，国际贸易战争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现代国际贸易战争不会再重复鸦片战争的模式。它首先爆发于虚拟商品的交易当中，通过控制商品期货进而操纵相关商品的价格。而商品价格中最敏感的当然是货币的价格。于是，国际贸易战争的初级阶段表现为一种“货币战争”。

笔者认为，汇率争端将是国际贸易战争的前哨战。宋鸿兵先生关于货币战争的描述，敏锐地感受到了国际贸易战争的来临。美国新任总统以及新任财政部长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言论绝非口误，那不过是一种文雅的宣战。不能忽视的事实是，在第一轮人民币升值过程中，中国已经初尝国际贸易战争的可怕杀伤力。换句话说，国际贸易战争已经打响了。非常遗憾，中国管理层对此缺乏清醒认识。或许，他们根本就不想认识。他们仍然执迷于国际金融风暴的假象和假话之中。

笔者认为，国际贸易战争的中期将转向直接的商品交易过程。在可怕的汇率危机之后，将会出现五花八门的贸易壁垒。出于环境、卫生、道德托词的国际贸易壁垒，将迅速蚕食中国商品的国际生存空间。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。中国将因为制造业出现的大萧条，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。中国甚至可能因为严重的就业问题，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，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，不是农村人口如何城市化的问题，而是城市流动人口如何返乡的问题。

笔者认为，国际贸易战争的最后阶段将是直接的政治冲突。并不排除发生国际性军事斗争的可能性。很多人都乐观美国的衰落。但是，很少有人仔细阅读历史。武装到牙齿的人，绝无可能忍受贫穷。解决内乱最好的方式，从来都是挑起外部纷争。对于超级强权而言，贫困几乎就是战争的宣言书。冷眼观察当今世界，战略资源定价权的争夺正在迅速地升温。浓浓的火药味，会从中东不断地扩散开来。作为一个迅速国际化的大国，中国必须保护中国商品国际贸易的自由。为此，中国必须准备超越国境的各种军事斗争。

中国管理层对于经济危机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。特别是对于从天而至的大萧条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。一个穷到卖血的傻小子，还要替富豪去抗债务责任，大言不惭地举国讨论“英雄”救“美”，令人唏嘘！中国财富连番遭受洗劫，不思反省和自保，阿Q式地玩“精神胜利法”，陶醉在中国式的话语幻影中不能自拔。

随着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就职，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。笔者在《美式社会主义货币政策的终结》一文中，对美国战略调整的方向和方式进行了前瞻性分析。可惜，如同所有民间思考一样，笔者的文字被“中国式的话语幻影”淹没了。

笔者再次提醒管理层：

第一， 必须运用各种手段死守金融防线。具体方案请参阅笔者文章《人民币的信用基础》。

第二， 必须审慎推行刺激经济的方案。应坚决将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和重点转向农村和农业。消化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同时，农村消费也是启动国内消费的根本所在。细节可参阅笔者文章《再谈五万亿经济保全计划》。

第三， 必须下决心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。要坚决地压缩广义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。确保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。确保财政向农村和农业的转移力度。有关问题可参阅笔者文章《政府的死亡底线》。

第四， 必须下大力气鼓励中国企业的国际化。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足够的国际空间。中国企业需要自觉地、主动地、积极地参与国际化进程。中国政府需要在全球范围内，配置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战略资源。最有效地防御，只能是进攻。

第五， 必须强化中国远洋打击的军事能力。中国要保护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品国际贸易的自由权。对于任何使用非市场方法阻止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国家，必须给予严厉的报复和惩罚，并不排除使用各种军事手段。

笔者非常清楚，中国正处于集体审美错乱的历史时期。后现代的各种理论颠覆了中国既有的现代化逻辑。正信非但没有建立，迷信却大行其道。迷信盛行，怪力乱神风起云涌，奇谈怪论充斥朝野视听。“专家学者”，“摆摊算命”，“大力丸”、“狗皮膏药”满天飞。管理层左右为难，无所适从。

笔者非常希望，管理层真心实意到群众中来。仔细倾听人民的声音。真正的智慧，从来都在人民大众当中。打赢这场国际贸易战争，也只能依靠人民群众。管理层一定要明白，十三亿国民的经济学含义。当十三亿人形成消费共识，任何国家都绝无可能与中国进行直接的贸易战争。不要惧怕理性的民族主义。理性的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对抗国际贸易战争的最有力的武器。

文章的最后，让我们回到哲学。

中国建国六十年，始终没有解决形而上学问题。我们总是脱离实事求是的精神，陷入“普世”和“普适”真理的迷信。在全世界处于后现代对现代化的反思过程当中，我们仍然在继续使用“先进”和“科学”这样的词汇，颇有一些宁死“不剪辫子”的味道。任何理论都有主体性、系统性、适应性的问题。脱离这三性，“先进”和“科学”将成为粗俗的“裹脚布”。思想的源泉永远都在民间。中国人要冲破“先进”和“科学”的束缚，自主地、系统地、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。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，中国安敢轻言“先进”和“科学”，中国人需要知耻而后勇，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变法图强。我们应当把“先进”和“科学”这样的词汇留给美国和欧洲。我们不能让“变革”一词成为奥巴马的专利。中国人不说“先进”和“科学”了，伟大的变革才能够深入，先进和科学才会真正降临到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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